静静的白桦林

在路上（代序）

许多年以前，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有些痴迷地喜欢上了文学，那时候我就订阅《解放军文艺》，每一期刊物来的那几天，课余时间就全放在这上了，有时还会在熄灯以后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到很晚，直到通篇看完为止。记得中学语文有一篇课文是《飞雪迎春》，老师讲完以后，让我们模仿写一篇作文，过几天作文本发回来时，老师给我的评语是：“不错，很感人，建议向报社投稿”。我便有些飘飘然，买来稿纸认真抄写一遍就寄了出去，结果当然是泥牛入海了，这是我的第一次投稿。后来我在一本刊物上看到刘章的诗，那上面有作者的工作单位：兴隆县文化馆。于是我就冒昧地给诗人写了一封信，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一封印有“河北文艺”字样的信，拆开一看，竟然是诗人刘章的回信，那时他已经回到上庄村了。他在信中鼓励我多看书，多练习以外，还告诉我说，在我们学校里有他的一位同学叫田克志，诗写的很好，可以多向他请教。我把这封信拿给田老师看了，他很惊讶，大概是觉得刘章怎么会给一个高中生回信呢，就这样我知道了他的笔名叫田牧，是当时与刘章、何理齐名的承德诗人，经常参加省、市的创作会。可惜是邻班的语文教师，不过我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有益于写作方面的动力。那时候学校实行勤工俭学，每年都要有一次集中活动，快毕业那年暑期，学校与林场联系要我们去割树垵子，于是全校学生就全部住进了大山里，一干就是半个月，我们学生是为了受教育，学校当然是可以有一笔经济收入。后来学校组织各班排节目，说是要参加县里的汇演，于是我突发奇想要以这次勤工俭学活动为素材写一个小话剧，在得到老师认可后，我和另一名同学就利用晚自习以后的时间，点着蜡烛你一场我一场地写了四场，经老师帮助反复修改了多次，最后取名《五.七路上》的小话剧诞生了，我还为这个小话剧写了主题歌词，班主任为歌词谱了曲子，后被学校推荐参加了县里的汇演，据说还得了奖，不过那时我们早已毕业离开了学校。

回乡务农以后，白天去生产队里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偶尔也写些小通讯稿。那个时候不兴发稿费，登了你的稿子就寄几本稿纸来，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的时候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于是就不停地写，不停地投稿，不停地收到退稿信。后来又开始尝试着写些小诗，有的被县文化馆办的刊物选发。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文学作品是在1979年，我写的一首儿歌《采松塔》被《承德日报》选中刊发在6月1日第三版上，令我很兴奋的是那上面还有大诗人刘章的一首诗。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陆续订阅《河北文艺》、《解放军文艺》、《十月》、《长城》等期刊。在那个年代同龄人的业余生活就是打扑克、下象棋，而我却在这方面似乎是有些弱智，于是我就只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书，看着看着就有些冲动，就偷偷摸摸地写起来，感觉不错的就把它寄给报社，时间不长就会收到报社的来信，当然是退稿信。寄出去的越多，收到的退稿信也就越多，每每接到退稿信的时候都不敢在人们面前打开，生怕引来别人的耻笑。就是这样竟然也没有放弃的念头，继续写，继续往报社投寄。

前面说到的在我们那所乡间中学里的那位很有名气的诗人就是田牧老师。从那时起我就十分敬佩，有事没事总愿意接近他，有时候还会到他家里去，听他讲一些文学创作方面的事。每到周末我们就要回家，那时候每个区只有一个邮局，我回家要路过邮局，有时候田老师就让我顺路到邮局帮他买一些刚发行的邮票，有时候还让我顺路帮他寄稿子，于是我们就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后来，我到县城做了临时工，田老师也调到了别的学校，后又调到县文化馆，我们的接触也就又多了起来。田老师一直是我尊敬的人，因为他是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位老师。

我刚参加工作时是在县物资局储木场垛木头，那个年月的业余生活十分枯燥，县城里除了有个电影院以外没有可去的地方，后来我就自己跑到县文化馆去了，当时管创作的是田月贤老师，他家是北京的，自己一个人在这工作，几次闲谈逐渐熟悉起来，于是，我下班以后就往县文化馆跑，听他讲一些关于文学创作上的事，有时县里开文学创作会议，田老师就通知我参加，他在编辑《朝阳花》时还选了我的两首小诗，这对我后来的写作有着很强的激励作用。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他调回北京，我们经常通信，有时出差我都会顺路去看看他。我结婚的时候去北京，田老师还特意请我们夫妇到家里吃饭，师母很热情，很随和，虽然是大城市的，但丝毫没小瞧我们乡下人，这令我和妻子都十分感动，每到春节，我都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那时全国上下都在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活动，我们系统要求成立学大庆办公室，要定时写汇报，我就是那个时候被调到局办公室做秘书的，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有幸和诗人刘兰松老师相识，当时他在地区局办公室工作，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见面，有时开会、报送材料等都要和他多聊一会儿。那年地区局组织学大庆联合检查，每个县参加一名同志，领导派我参加。期间，兰松老师带我拜见了当时在宽城县文化馆的陈映实老师，那时陈映实老师正在创作以扁担商店为素材的长篇小说，我听着两位老师的交谈，不仅增长了许多见识，也得到许多启发。后来在兰松老师推荐下，我参加了几次文学创作学习班，并被批准加入了承德地区作家协会，成为在当时我县为数不多的地区作家协会会员之一。这些年来，兰松老师不断的关怀着我，时不时地总会接到他的电话，过问我写没写东西，有什么活动都要通知我参加，有时还亲自打电话来，只可惜这几年由于一些琐事的缠绕没能够按时参加，每次我都会很后悔失去这一次次的学习机会。在他的引荐下认识了令我十分崇拜的诗人何理，那时我写小说，写诗歌，何理老师都亲自回信给予鼓励，还给我寄过《星星诗刊》。后来我协助田牧老师做一些县作协的工作，与何理老师的接触也就自然多一些，我也从何理、刘兰松、田牧等文学大家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我的创作也开始有了一点点的进步，陆续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小小说和散文，一九八九年，我的一篇小小说在北京日报（郊区版）上发表。九四年，承德遭遇特大洪水，我收到何老师寄来的一封信，要我写一篇反映抗洪救灾的报告文学，那时我在县委机关工作，整个抗洪救灾的过程我都参与了，许多人物的事迹感动着我，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完成了初稿，经何老师指导做了些修改后被收入《九四.丰碑》（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中，后来何老师又介绍我加入了河北省作家协会。何老师退下来以后，我们仍然保持经常联系，县里有什么活动邀请他参加他都从不推辞，应该说我们许多文学爱好者都曾得到过何理老师的具体教导，可惜的是那年元旦刚过，在漫天飘雪的日子里何老师离开了我们，因我陪妻子在外地找工作，没能亲自去送老师，委托老作协秀玲老师代我送上一份心意，以寄哀思。

还有两位哥们儿也对我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影响，一个是刘朴，一个是卢作峰。我和刘朴认识还是当年在农村务农时参加工委（当时叫战区）举办的通讯员学习班，那时刘朴还在乡下小学教书，当时《承德群众报通讯》上，刊发了一篇《百不登一不灰心》的文章，介绍了刘朴坚持写通讯稿的事，当然，那个时候刘朴不一定会记住我，后来，刘朴调到县文化馆创作组，主编《朝阳花》（后改为《承德县文艺》），我们的接触逐渐多起来，有事没事总喜欢在一起聚聚，有时候还会用稿费到饭店聚一顿，那段时光在后来我们还常常提及，每提起此事都感到很得意。直到他调去搞文物，我们依然经常联系，一有闲暇我就到他那去聊天儿，不管他忙与不忙。有一次在酒桌上喝高兴了，就有些想念当年的时光，于是刘朴就提出搞一个文学沙龙，我觉得搞“沙龙”会被别人误解，就提出不如搞个文学社，几天以后，刘朴提议是否以大地文学社的名义编印《芳草地》小报，我们几个都很赞成，那时刘朴就已有了电脑，于是他就电话约稿，编辑并亲自用电脑打印出来第一期，大家看了都说不错，以后陆续出了几期。那年田牧老师退下来，刘朴被选为承德县作协主席，他就提议把《芳草地》作为会刊，由各位理事轮流编辑打印并负责发给大家，坚持几轮以后，由于一些原因便搁置下来。不过，我和刘朴一直是很好的朋友，用他的话说：我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之一。

认识作峰完全是因为写稿子。那天我在单位梳理一起涉法上访的案子，忽听得敲门声，抬头一看是一位身着便装，寸头，圆脸，背一方形挎包的男子，没等我说话他便直呼我的名字发问。我一听是找我便急忙伸手走上前，“我就是”。“我是晚报的，姓卢”。“你好，你好，卢老师”。“卢作峰，……”原来是我寄给晚报的几篇稿子，他们要配发照片，他是到县委宣传部办事，听说我们在一层楼，就顺便见见我这个投稿人。不知为什么，几句寒暄就觉得十分投缘，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不知作峰对我印象如何，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朋友可交。后来我们就有了经常的沟通和联系，在作峰的关照下晚报陆续发了我一些游记散文。

我写东西总是要在有所触动，不能不说不得不写的情况下，坐下来一气呵成。我主张写东西一定要让人读之有益才可以拿去发表，不然就是在折磨读者。因此我在写东西的时候，坚持要讲清楚一件事，介绍一点儿基本常识，能够给人某种启发，或者帮助人们引发一些思考，这样就可以或多或少地让你的文字发挥一点儿作用。

总之，我是在众多朋友和老师的关爱下，在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磕磕绊绊断断续续地走过了这么些年，我知道自己写的东西无论是在立意还是在文采上都还是很稚嫩的；我也知道文学创作这条道路的狭长和拥挤，我更知道自己知识的先天不足和缺乏那种勤奋刻苦的精神，但我依旧会痴迷地一如既往地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走下去。当然，我也希望继续得到曾经给我鼓励、支持和帮助的朋友、老师一如既往地关怀指教，更希望在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不断结识新的朋友，我想这样我会走得更好些。

 

                                                   作者

壬辰年春于板城